中國音樂著作權協(xié)會一直以音樂人的“家”自稱；而現(xiàn)在，許多音樂人正與“著作權法修改草案”和這個“家”作斗爭。 （CFP/圖）
不賣不行
A是位作曲家。B想花一萬元買A的一首歌的使用權，A不賣，自己把這首單曲出版了。
三個月后，B只付給了中國音樂著作權協(xié)會（簡稱“音著協(xié)”）2000元，就“在法律保護下”，名正言順地使用這首歌。
A要跟B打官司，按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（修改草案）》（簡稱“草案”）規(guī)定，A不會打贏。
雖然“草案”第72條規(guī)定，侵犯著作權或者相關權利的，要根據(jù)侵權行為的情節(jié)，判決給予100萬元以下賠償，但事實上所有的侵權都可以不構成“侵權”。因為按第73條對侵權范圍的界定，只要B去“音著協(xié)”備案，并按“音著協(xié)”的規(guī)定繳費，就可以用該條文中的“本法另有規(guī)定的除外”被排除。
A要跟“音著協(xié)”打官司，也不會贏。按照“草案”第60條規(guī)定，除非A書面聲明作品不讓“音著協(xié)”管理，否則他的作品天然受其管理。
即使A發(fā)出書面聲明，也贏不了與B的官司。因為按第70條規(guī)定，B只需按照“音著協(xié)”規(guī)定的價格支付報酬，就可以對A“不承擔賠償責任”。
A無奈，想拿B付的2000元了事，也不可能，因為A沒加入“音著協(xié)”——雖然他的作品被天然加入。
不加入不行
為了拿到這2000元，A被迫加入了“音著協(xié)”。
加入“音著協(xié)”不費事，也不費什么錢。A只需和“音著協(xié)”簽訂書面協(xié)議，把自己的音樂作品詳細信息列成表寄給“音著協(xié)”，就算正式授權。
在協(xié)議中A要作出書面承諾，保證遞交的音樂作品都是自己原創(chuàng)的。但在此過程中，A無需出示任何證件，只要郵遞自己的身份證復印件即可——復印件的用途，是由“音著協(xié)”幫助辦理一張中國建設銀行龍卡，來領取“音著協(xié)”發(fā)放的報酬。這張在北京開戶的龍卡是惟一的領取途徑——異地取款者的手續(xù)費，自然要自己承擔。
就算這樣，A還拿不到這2000元。因為2000元本身，也是個“虛數(shù)”。
2000元為什么是個“虛數(shù)”
“草案”第50條規(guī)定，按“市場價格”或“有關部門制定的付酬標準支付”。
市場價格和標準支付是什么？“音著協(xié)”的官網(wǎng)上，按照復制權、表演權、廣播權、信息網(wǎng)絡權做了明文規(guī)定。
以現(xiàn)場表演為例，付費公式為“座位數(shù)×平均票價×4%”。但是“音著協(xié)”如何得知座位數(shù)、票價和表演次數(shù)這些信息呢？
“音著協(xié)”官網(wǎng)2011年11月4日發(fā)布的“分配通知”中說：“所有分配都是根據(jù)使用者提供的使用清單，計算出每首歌曲對應的使用費。”
也就是說，B報多少就是多少。
有時“音著協(xié)”也會派人盯著代理作品的使用情況。比如演出，條件允許時他們會設地方辦事處，派人盯著錄像。但大多數(shù)時候，演出信息都是按照B報的數(shù)字來。
“音著協(xié)”2012年2月23日的“分配通知”里專門提到：“因為中央電視臺提供的作品使用清單有很大的遺漏，協(xié)會正在進行大量的基礎資料補充工作?！?/p>
“音著協(xié)”會定期給A郵寄“分配金額和使用明細單”，但明細單上所列的項目毫不“明細”，只有使用者、使用名稱、扣稅、實付金額和一些編號。大部分扣稅為零，因為絕大多數(shù)實付金額沒達到扣稅標準——至于使用者究竟把A的音樂翻唱了多少場，刻錄了多少張，A從“明細”上完全看不出。如果A要看到這些“明細”，需要再向“音著協(xié)”申請。
音樂人王曉鋒就曾向“音著協(xié)”分配部負責人公開提出要一份“真正的賬目明細”：誰究竟付給了“音著協(xié)”多少錢，“音著協(xié)”扣除所述的“20%管理費”，然后才是詞曲作者應得的費用。但此后補寄給他的“明細”，和他之前收到的一模一樣——沒有作品被錄制、使用的數(shù)目，也沒有表演場次。
王曉鋒再次向“音著協(xié)”分配部索取“真正的賬目明細”，對方回答：賬目來源太多，工作量太大，給你一個明細單“不現(xiàn)實”。
如果B瞞報，由B負責，A可以取證；但A可能并不能清楚知道究竟有多少以及哪些使用者，所以對A來說比較難。
比如演唱會的收費。“音著協(xié)”細化了現(xiàn)場表演的收費，但詞曲作家李廣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目前全國每年的演唱會多達十幾萬場，“音著協(xié)”很難收到作品使用費。
音樂人陳小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演出商付了錢但權利人收不到的案例，“絕對真實”存在：北京某大型演唱會理應繳納2.5萬元的作品使用費，經(jīng)過談判協(xié)商只繳了5000元，另外給了“音著協(xié)”1萬元的演出票?！捌笔墙o誰的？賬面上看不到。”
如果A的作品被酒店、飛機、酒吧等當作背景音樂，屬“機械表演權”，A拿到的這部分報酬也是筆糊涂賬——在2012年2月23日的“分配通知”里，明文通告這些使用費“沒有使用清單”，標準“根據(jù)會員在協(xié)會的收益，針對全體會員進行”。這句話怎么理解呢？
“音著協(xié)”的回復是，一般根據(jù)作品在出版、網(wǎng)絡及其他可以明確統(tǒng)計的使用途徑中，被使用的頻率來衡量。使用頻率高的，類推在背景音樂中使用率也高。其中一個重要指標，就是A的作品在“音著協(xié)”的收費抽樣數(shù)據(jù)；但這需要“連續(xù)幾年的一個數(shù)據(jù)”。比如說三年以內(nèi)的數(shù)據(jù)就是不精確的，這也會影響到權利人A的收益。
至于“音著協(xié)”最后給了A多少，B也不知道。
因為A的“明細”，“音著協(xié)”只向A單向告知——“分配通知”規(guī)定，只會告知“作品被使用的會員”。
中間的差價
A想知道自己應該拿的到底是不是2000元，確實很費力氣。那案例中為什么要援引“2000元”的說法？
2008年，國內(nèi)“十三月”唱片公司老板盧中強經(jīng)過調(diào)查，才得知其簽約歌手萬曉利的作品《陀螺》被“音著協(xié)”以兩千多元的價格賣給歌手李健翻唱。調(diào)查的方式是詢問李健當時的唱片公司。盧中強與“音著協(xié)”聯(lián)系，“音著協(xié)”表示會給他們錢，盧中強給了賬號，但從2008年至今，沒收到一分錢。
買賣差價理論上就是管理費和稅費。兩千多元的稅是明的，“音著協(xié)”會員部客服告知南方周末記者，管理費“最多不超過20%”。這單案例能找到A、B雙方，付出和所得的差額一目了然。即使是這么一筆簡單的賬，2012年盧中強再次致電“音著協(xié)”，想得知萬曉利就這一單究竟應得多少錢，對方還是沒能給他答案；何況絕大多數(shù)情況是，一筆筆賬目混在了一起。
“音著協(xié)”公布的2011年協(xié)會許可總收益“再創(chuàng)新高”，較2010年增長30.69%，達人民幣8889.31萬元。其中表演權收益4378.89萬元，廣播權收益2025.61萬元，復制權收益815.66萬元，網(wǎng)絡收益1107.08萬元，海外收益562.07萬元。
這些賬目龐大而且有零有整，但為什么A們沒有這么清晰的賬目呢？
如果此時，A想通了，賭一口氣要退出“音著協(xié)”。A也不可能馬上退會——“音著協(xié)”規(guī)定，會員退會，必須在其收到退出通知一年后生效。也就意味著其將保留作品代理權一年。
（感謝上海創(chuàng)意產(chǎn)業(yè)協(xié)會知識產(chǎn)權專業(yè)委員會主任游閩鍵對本文的校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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